近日，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接受百通社专访，就全球化面临的挑战、中国改革开放再出发、粤港澳大湾区以及香港乱局等话题进行深入分析和解答。采访实录共分三个部分刊出，以下为问答实录的第二部分。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有目共睹。如何认识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中国模式”？新时代的中国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
独立自主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
百通社：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在过去70年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发展成就，您如何评价中国的发展模式？它对世界有什么借鉴意义？
郑永年：独立自主是“中国模式”的最大要点。中国自近代以来就在不断向国外学习，孙中山先生开始学欧美，想进口欧美模式，后来失败了。新中国一开始学习苏联模式，后来也放弃了。这就是现在为什么那么强调独立自主。这个非常重要。
同时，不要光看到中国的经济总量、GDP有多高，就忘掉了其他一些制度因素。中国经济的奇迹背后，是8亿人口脱贫。这是世界经济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近几年，中国每年有一千万人口脱贫，通过精准扶贫摆脱绝对贫困。这个事情是其他国家做不了的。所以我觉得中国经济发展背后呈现的还是制度因素。我感觉，中国的制度因素也令西方很羡慕，但是西方国家就做不了。
△年9月19日，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刘桥镇任圩村扶贫产业园内，一排排整齐的大棚，工人们正在进行工作和采摘。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西方国家政府跟经济的关系。近代，在英美国家如果有些人说政府应该如何干预经济，人家说你是疯子，政府怎么能干预经济呢？但是二战以前，世界经济大箫条开始了，从二战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主要奉行凯恩斯主义，也就是干预经济。到8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产生了以后，政府不可以干预经济，发展经济是资本的任务，跟政府有什么关系？这就是西方的情况。
但是中国就不一样。在中国，从老祖宗开始，就觉得管理经济、发展经济是政府天经地义的责任。对中国老百姓来说，如果政府对经济发展不用负责，老百姓肯定要骂政府。西方相反，政府干预经济就要挨骂，所以为什么要叫它们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做大了社会。现在中国经济发展了，但是中国绝对不是像一些西方人说的那样是“国家资本主义”。
△河北省邢台经济开发区一家民营玩具生产企业的工人对产品进行出厂检测。
中国现在的民营企业对经济的贡献率很大，中国是真正的混合经济。混合经济如果细分的话，有国有资本，也有民间资本，也有国家跟民间合作的，所以有三种类型的资本在里面。因此，中国的体制能把市场的优势跟政府的优势这两个优势结合起来，所以才会发展得那么快。但是，是不是其他国家可以学？我想，德国实际上有点像，因为德国是大陆法系和社会市场经济国家，北欧的那些国家也是这样。但像英美就很难借鉴，因为这些国家觉得政府不能干预经济，而像德国、法国、日本、韩国、欧洲一些国家是可以的。
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发展模式的意义越来越明显。但是发展中国家能够学到多少则是另外一回事情。中国确实已经形成了西方之外的另一个发展模式，我认为中国不会像西方那样去推销自己的模式。
高质量发展需要对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有新的考量
百通社：中国经济正在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改革开放也将进入4.0阶段。您怎么看待高质量发展？中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郑永年：对每个国家来说，高质量发展有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因为它的起点不一样。高质量发展包括的方面很多，如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发展，总体营商环境，还有技术创新等。
技术创新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研发投入对刚刚开始起步的发展经济体是不可能的。所以刚开始基本上是其他发达国家那些低端的技术进来。但如果拥有的技术，只是发达国家扩散出来的低端附加值技术，那是永远发展不上去的。所以，发展到中国这样的阶段，中国的企业有钱了就要搞大量的研发。比如，华为为什么能够做得不错，研发投入很重要。
搞研发的话要做好知识产权保护，需要一套法律体系来保护，这又会导致制度的提升，这就形成了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环境。
高质量发展还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稳定的社会环境。社会环境主要表现在劳动关系，或者劳资关系。劳资关系就涉及到，不仅仅是待遇的问题，还有收入分配的问题。以美国为例，为什么经济民粹主义的上升对经济发展影响很大？有人说以前美国福特工厂时代做得很好，因为福特工厂时代企业能够提供大量的就业，大量的税收，并促成了美国的工人阶级转向了中产阶级。但是现在到了苹果时代就麻烦了。苹果时代大量的收益都流向少数人群，大部分人获得利益较少，所以导致社会不公平，这就需要政府跟劳方、资方合作，去创造一个公平的社会环境。由于社会不公平，现在这一轮全球化已经就很难再持续下去了。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是，资本技术一定要有地域性。没有地域性它随时会跑掉，那样财富是留不住的。例如在一些发达国家，尽管总体上资本会外流，但是优质资本还是会留在那边，优质的高技术还是留在那边，没跑到发展中国家来。留住资本需要具备一些条件，有大量的大学、研究机构，能够产生原创性的研究成果，还有熟练的工人培训等一整套东西。我看，粤港澳大湾区就有这样的条件，要做好这样的一个大平台。
中国大陆现在的人均GDP还不到一万美金，距离亚洲四小龙最后一位台湾地区两万六的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中国要做质量型的经济发展，以前那种粗犷的数量型经济发展的使命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型会比较难，那怎么去做呢？
光看亚洲四小龙这些逃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小经济体还不够，我觉得还是要看像美国、欧洲这样大的经济体，还有日本。为什么日本经济下行，发展很慢，但却能把优质资本、优质技术留在自己的国家，这就是地域性。所以我们要考虑，尤其像珠江三角洲、粤港澳大湾区，怎样让优质的资本和技术能够留下来。这是很重要的。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找到了一个创造财富的机制，但是还没有找到有效的保护财富和财富增值的机制。这就需要有新的考量。
出品/中国外文局融媒体中心
采访、编辑/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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