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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隋唐大运河,特别是通济渠一段,人们立刻就会想到一个历史人物——隋炀帝。在我们这一带的民间传说故事,有不少关于隋炀帝和大运河的传说,比如平地起河、彩女拉纤、萤火照夜等。我们先来看一下历史大运河开凿的真实情况。

《隋书·炀帝纪》关于大通济渠的开凿这样记载的:

“(大兴业元年三月)辛亥,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庚申,遣黄门侍郎王弘、上仪同于士澄往江南采木,造龙舟、凤甗、黄龙、赤舰、楼船等数万艘。”庚申,遣黄门侍郎王弘、上仪同於士澄往江南采木,造龙舟、凤艒、黄龙、赤舰、楼船等数万艘。

八月壬寅,上御龙舟,幸江都。以左武卫大将军郭衍为前军,右武卫大将军李景为后军。文武官五品以上给楼船,九品以上给黄蔑。舳舻相接,二百余里。

冬十月己丑,赦江淮已南。扬州给复五年,旧总管内给复三年。

又《食货志》:

炀帝即位,是时户口益多,府库盈溢,乃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男子以二十二成丁。始建东都,以尚书令杨素为营作大监,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徙洛州郭内人及天下诸州富商大贾数万家以实之。新置兴洛及回洛仓。又于皂涧营显仁宫,苑囿连接,北至新安,南及飞山,西至渑池,周围数百里。课天下诸州,各贡草木花果、奇禽异兽于其中。开渠,引谷、洛水,自西苑入,而东注于洛。又自板渚引河,达于淮海,谓之御河。河畔筑御道,树以柳。又命黄门侍郎王弘、上仪同於士澄,往江南诸州采大木,引至东都。所经州县,递送往返,首尾相属,不绝者千里。而东都役使促迫,僵仆而毙者,十四五焉。每月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车相望于道。

从上述资料可见,隋炀帝开凿通济渠用时不是甚很长。大业元年三月辛亥即三月二十一日,公元年4月14日,至八月壬寅即八月十五日,公元年10月2日。共耗时天。若真像传说的那样平地起河,以当时的生产条件,是难以完成。不过我们在史料还发现一条这样的记载:

初,平帝时,河、汴决坏,未及得修。建武十年,阳武令张汜上言:“河决积久,日月侵毁,济渠所漂数十许县。修理之费,其功不难。宜改修堤防,以安百姓。”书奏,光武即为发卒。方营河功,而浚仪令乐俊复上言:“昔元光之间,人庶炽盛,缘堤垦殖,而瓠子河决,尚二十余年,不即拥塞。今居家稀少,田地饶广,虽未修理,其患犹可。且新被兵革,方兴役力,劳怨既多,民不堪命。宜须平静,更议其事。”光武得此遂止。后汴渠东侵,日月弥广,而水门故处,皆在河中,兖、豫百姓怨叹,以为县官恒兴佗役,不先民急。永平十二年,议修汴渠,乃引见景,问以理水形便。景陈其利害,应对敏给,帝善之。又以尝修浚仪,功业有成,乃赐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及钱帛衣物。夏,遂发卒数十万,遣景与王吴修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景乃商度地埶,凿山阜,破砥绩,直截沟涧,防遏冲要,疏决壅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景虽简省役费,然犹以百亿计。明年夏,渠成。帝亲自巡行,诏滨河郡国置河堤员吏,如西京旧制。景由是知名。王吴及诸从事掾史皆增秩一等。景三迁为侍御史。十五年,从驾东巡狩,至无盐,帝美其功绩,拜河堤谒者,赐车马缣钱。

这是《后汉书·循吏列传》的记载,从中可知,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王景治理黄河时,已修建了一段汴渠,西起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在今山东利津县),这与通济渠的荥阳至宁陵段是重合的。但是这一段河道,在南北朝时期,从宋武帝刘裕北伐后就淤塞不可通航了。又商丘东至泗口有原来的河流睢水与泗水相通,所以隋炀帝做的只是对原来的汴渠、濉水进行水疏浚和取直,使其适于通航。把原来的汴渠在宁陵段与濉水凿通,让其通过泗水与淮河连通。这样,其工程量要与传说中的平地起河就小多了。所以,宋代成书的《太平寰宇记》中有这样的记载:

汴渠,在县南三百五十步,首受黄河。一名通济渠,一名莨菪渠,《汉书》谓荥阳漕渠,如淳曰:“今砾溪口是也。”《水经》云:“河水又东,过荥阳北,莨菪渠出焉。”郦元注云:“大禹塞荥泽,开渠以通淮、泗。”又《后汉书》:“初,平帝时,河、汴决壊,未及得修,汴渠东侵,日月弥广,水门故处,皆在河中。永平十二年,议修汴渠,乃引乐浪人王景,问治水形便。景陈其利害,应对敏给,帝善之,乃赐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及钱帛秘物。遂发卒数十万,遣景与将作谒者王昊修渠筑堤,起自荣阳东至千海口千余里。景乃商度地势,凿山截涧,防遏冲要,疎决壅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复遗漏之患。明年,渠成。帝亲廵行,诏濵河郡国,置河堤员吏,如西京旧制。”顺帝阳嘉中,又自汴口以东,河縁积石为堰,通淮,亦名金堤。灵帝建寜中又増修石门,以遏渠口。又《坤元録》云:“自宋武北征后,复加堙塞。”隋大业元年,更令开导,名为通济渠。西通河、洛,南达江、淮。炀帝游江、淮,于此泛龙舟至江都,其交、广、荆、扬、益、越等州运漕,即此渠也。

卷五十二《河北道一·孟州·河阴县》

那么,隋炀帝为什么会因大运河的开凿而获得这么多的诟病呢?唐代诗人皮日休的《汴河怀古(其二)》或许能给我们一个答案:“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我们从前面的历史记载中,也可以看到,隋大业年间在大运河这件事的国力耗费,主要是来自隋炀帝的“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的“土木之功不息”。大量的财力物力都糜费于兴建东都洛阳和巡游江都(今江苏扬州市)了。若说隋炀帝开凿通济渠单纯是为了看到扬州看琼花,可能与实际也是不相符的。大业四年,即公元年开凿永济渠又是为什么呢?那么就只能有一个解释,通过漕运实现南北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通连,稳定北方的边境。这样,永济渠和已经打通的江南渠、山阳渎、通济渠将整个东部在交通运输上,把整个东部中国连贯成了一个整体。再加上长江、淮河的东西方向水运,南至广州、西连成都、东南到殴越的全国水运网就基本形成了。那么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目的真的是为了沟通南北漕运吗?从上所引述的材料看,不是这样的。其中除了隋炀帝的好大喜功外,还有一个就是运输兴建东都洛阳大量木材和其他供其奢靡的财物和珍玩。所以,引起人们对隋炀帝怨望的原因,不在于大运河的本身,而在于凿河的目的和营运机制。可见,皮日休的评论“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须多”还是很有见地的。

因为要在宁陵一带将东北流的汴水与东南流的濉水沟通,所以,这一段的工程量是最大的。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麻叔谋吃婴儿的传说产生于这里了。隋炀帝在位期间,三次乘龙舟到扬州,最后一次是大业十二年的七月(公元.08)。这时已是农民起义及各地盗贼蜂起,大臣崔民象、王爱仁等谏阻,被隋炀帝处斩。第二年十一月丙辰(初九,公元.12.12),唐国公李渊入长安,辛酉(十四日,公元.12.17)拥立代王杨侑,是为隋恭帝,改元义宁。义宁二年三月丙辰(十一日,公元.4.11),炀帝被叛乱的随行大臣宇文化及等所杀。同年五月甲子(初七,公元.6.5)李渊废恭帝自立,国号唐,改元武德。隋亡。隋炀帝死后葬于扬州,其墓址已被考古发现所证实在扬州市西湖镇曹庄。隋炀帝每次扬州巡幸,极尽铺张,为维持其骄奢淫迭,“专问礼饷丰薄,丰则超迁丞守,薄则率从停解。……由是郡县竞务刻剥,以充贡献。民外为盗贼所掠,内为郡县所赋,生计无遗;加之饥馑无食,民始采树皮叶,或捣蒿为末,或煮土而食,诸物皆尽,乃自相食,而官食充牣,吏皆畏法,莫敢振救。”(《资治通鉴》卷)更有像王世充这样的媚上官吏,“简阅江淮间美女献之”,藉此固宠。所以这也是当时怨恨、后世人感叹这条“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此此路而进”(《宋史·河渠志》),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大运河的原因了。

然而,大运河通济渠段在南宋时,它遭遇了和南朝时宋武帝刘裕北伐之后的同样的命运。南宋孝宗乾道六年(年)五月,范成大出使金国时,大运河因南北分裂,再度湮塞。他北行途中所写的《汴河》一诗就描写了当时的通济渠的景象:

指顾枯河五十年,龙舟早晚定疏川。

还京却要东南运,酸枣棠梨莫蓊然。

然而,南宋最终没能完成统一,“疏川”愿望也最终没能实现。元以后,随着北京至扬州段运河的开通,加之黄河的频繁泛滥淤积,通济渠地上部分几乎看不到什么遗存了。但它中国文化的历史记忆中永远不会消失。今天随着大运河的“入遗”,人们对文化意义和历史价值的认识日益加深,一定会引起人们的更深、更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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