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中国水运报
□刘永加
明初,经历靖难之役后,明成祖迁都北京,由于经济重心地处江南,漕粮产地也大都在南方,所以粮食全靠京杭大运河从南方漕运供给。为此,朝廷不惜动用大批人力物资对运河进行整治、维护,还实施了一大批航道治理工程,确保漕运安全畅通。
引水济运会通河
明代大运河“南极江口,北尽大通桥,运道三千余里。”大体可分为通惠河、卫河、会通河、黄淮运河、江淮运河、江南运河几大段。为确保大运河畅通无阻,朝廷高度重视大运河的航道治理和工程建设,重点治理大运河的会通河、黄淮运道、江淮运道和长江运河口四段。
会通河是自元代东平路须城县之安山西南起,经寿张西北,过东昌(今聊城),再西北达临清之会通镇与御河(卫河)相接的一段河道。
会通河凿成于元泰定二年,其“北至临源,与卫河会;南出茶城口,与黄河会,资汶、洸、泗水及山东泉源”,其岸狭水浅,水资源较为匮乏,难通大船。当初,元朝廷为能解决这一问题,曾在堽城(山东宁阳县北30里)筑有土坝,遏汶水分流,使其一股南入泗水支流的洸河,以达到济运的目的,但是因所选择的分水点有偏差,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到了明洪武二十四年,黄河在原武(河南原阳县西北)决口,洪水由安山湖向东溃去,又将会通河完全淤塞。
明永乐四年,“明成祖命平江伯陈瑄董漕运,一仍由海,而一则浮淮入河,至扬武陆挽百七十里,抵卫辉,浮于卫,所谓陆海兼运者也。海运多险,陆挽也艰。”由于会通河淤塞,造成肠梗阻,只得实行海运和陆运,大大增加了其漕运成本。因此,很多人建议开疏运河。
明永乐九年,济宁同知潘叔正对会通河调研后,上疏朱棣:“会通河道四百五十余里,其淤塞者三分之一,浚而通之,非惟山东之民免转输之劳,实国家无穷之利。”朝廷立刻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命尚书宋礼、侍郎金纯、都督周长,浚会通河”,由尚书宋礼牵头,开展疏浚会通河工作。
宋礼是个非常认真负责的人,经过实地考察,他认为“会通之源,必资汶水”。特别是元代所建的堽城坝当时已经荒废,且该坝引汶水至济宁会源闸分流处的位置偏低,造成运道之水向北逆流引水,不能有效地供给会通河水源。
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宋礼一时拿不出的更好的方案,于是便走访当地,寻求治水方略。他来到汶上城北,恰巧遇到汶上农民水利家白英,他十分了解汶上的地理水势。根据会通河的地势水情,白英提出了他的治河方法,“南旺(会通河中部)地耸,盍分水焉?弟勿令汶南注洸河,北倾坎河,导使趋南旺。南九十里流于天井(闸),被百八十里流于张秋,楼船可济也。”白英建议,以汶水作水源,筑堤引水,先以西注运河地势最高的南旺,然后向南北分流。
宋礼采纳了白英的建议,按照白英设计的图纸组织施工。历时9年完成了开掘汶上济宁段运河这一举世闻名的水利工程,使之河河相通,渠渠相连,汇成一脉运河水系。
为保证该河段有充足的水量,宋礼“相地置闸,以时蓄洪”,自南旺向北至临清建闸17座而达卫河;向南达徐州建闸20座而抵黄河,有效控制水量。同时,宋礼还“于汶上、东平、济宁、沛县并湖地设水柜、斗门。在漕河西者曰水柜,东者曰斗门,柜以蓄泉,门以泄涨”。
此外,宋礼还开辟了一条从汶上袁家口至寿张沙湾接旧河的新渠,旨在裁弯取直,且“疏东平东境沙河淤沙三里,筑堰障之,合马常泊之流入会通济运”。经过宋礼、白英的设计和营建,会通河全线贯通,“从徐州至临清。几九百里。过浅船约万艘,载约四百石,粮约四百万石,若涉虚然。”成效大显。
决口改道保运河
明初,黄河下游河道维持着元二十五年改道后的状态,在今河南封邱、兰考间分成两大支流:南流往兰考、商邱,流向今砀山东南,侵夺泗淮水道,由徐州、宿迁、淮阳、涟水转向东北入海,此为黄河主流。北流会合北清河(济水故道,即今黄河),经今河南濮阳、山东济南,在山东利津东北入海。
当时,大运河受黄河改道中断,由徐州至淮安五百余里只得借黄河作运道。由于黄河经常决口、改道,不仅给百姓生活带来了危险,也极大影响了漕运的正常进行。
针对黄河决口改道影响大运河漕运的问题,明朝廷历代皇帝都十分重视黄河的治理工程。
永乐八年,黄河在开封决口,明成祖特遣侍郎张信前往考察。张信了解到“祥符鱼王口到中滦以下二十余里,有旧黄河岸,与今河面平,浚而通之,使循故道,则水势可杀”。此故道即是洪武元年,从鱼台塌场口(今鱼台县北)把曹州双河口决出的黄河水引入泗水的河道,是治理黄河的最理想河道。于是,明朝廷征发民丁十万,派兴安伯徐亨、工部侍郎蒋廷瓒、刑部侍郎金纯等前往负责疏浚鱼王口(今开封北)黄河故道。
第二年秋,“河复故道,自封丘金龙口,下鱼台塌场,会汶水,经徐(州)、吕(梁)二洪入于淮。是时,会通河已开,黄河与之合,漕渠大通,遂议罢海运,而河南水患亦稍息”。经过此次治理,不仅暂时平息了水患,而且达到了借黄济运的目的。
弘治二年五月,黄河再次于河南境内决口,溃入张秋运河。弘治三年户部侍郎白昂受命整治河患,他以“控黄保运”为主要目的,在黄河北岸从阳武经封丘、祥符、兰阳、仪封至曹县筑一条长堤(即今黄河北岸大堤前身),以防河水北决冲毁张秋运河,并堵塞决口三十六处。此外,白昂还疏浚了入濉、入颍、入运等河道用以分洪,又在山东、河北境内大运河上修复古堤,增开减水支渠,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在白昂治河后不到二年,黄河又一次北决泛滥,冲及运河,为患漕运。弘治六年,右副都御史刘大夏奉命主持治理河漕。刘大夏以确保漕运畅通为首要任务,首先开月河三里许,连接张秋运河决口的上下游,以通漕舟;刘大夏在黄河干流北岸从胙城经滑县、长垣、东明,经曹州、虞城抵徐州构筑了一条三百六十里的长堤,名为太行堤(即河防的外堤);又在外堤之内,从于家店(位于今封丘荆隆口西于店)经荆隆口、铜瓦厢、陈桥抵小宋集(今兰考东北宋集)筑了一条一百六十里的内堤,作为黄河北岸两条坚固防线。既而疏浚干流汴道及入涡、入颍、入濉分流,减缓黄河水势;然后堵塞好张秋决口,保证了运河畅通。经过这番治理,加上白昂所开的康济月河(即高邮复河),使“漕河上下无大患者二十余年”。
嘉靖时,潘季驯四次出任总理河道都御史,主持治理黄河和运河。他主张河、漕综合治理,在治黄保漕、息患安民方面贡献卓著。针对河床淤沙抬高阻塞河道的关键问题,潘季驯创造性地提出了“塞决筑堤,束水攻沙”的方略,并付诸实施。修筑缕堤、遥堤、滚水坝、减水坝,以缕堤束其流,以遥堤宽其势,以滚水坝泄其量;又增修高家堰,抬高洪泽湖水位,逼淮注黄,以清刷浊。与此同时,他还“于砀山、丰县界上建邵家口大坝,遏断秦沟旧道,使黄河专走崔家口以下新河”。经其治理,“一岁之间,(黄、淮)两河归正,沙刷水深,海口大辟,田庐尽复,流移归业,禾黍颇登,国计无阻,而民生亦赖矣。”
凿渠引水筑堤引舟
明代京杭大运河淮南段,又称湖漕,指的是由淮安(淮河南)到扬州(长江北)之间的运道。这一段本来是古邗沟,因地势低洼,湖泊连亘,运河有一部分穿湖而过,直至宋代才筑堤分离。明代在右军都督签事、平江伯陈瑄(—)主持下,对其进行了有效治理。
会通河贯通后,“朝廷遂议罢海运,仍以陈瑄董漕运。议造浅船二千余艘,初运两百万石,寝至五百万石,国用以饶”。然而“江南漕舟抵淮安,率陆运过坝,逾淮达清河,劳费甚矩”。陈瑄于淮安实地考察后,理出了一个治理方案:“自淮安城西管家胡,凿渠二十里,为清江浦,导湖水入淮,筑四闸以时宣泄。又缘湖十里筑堤引舟,由是漕舟直达于河,省费不訾”。朝廷采用这个方案施工,完工后可使江南漕舟北上由此直接入淮,免除了陆挽盘坝之苦。时人评价说,“宋礼之功在会通,陈瑄之功在淮南”。
其后,陈瑄又主持了一系列运河建设工程。“浚徐州至济宁河。又以吕梁洪险恶,于西别凿一渠,置二闸,蓄水通漕。又筑沛县刁阳湖、济宁南阳湖长堤,开泰州白塔河通大江。又筑高邮湖堤,于堤内凿渠四十里,避风涛之险。又自淮至临清,相水势置闸四十有七,作常盈仓四十区于淮上,及徐州、临清、通州皆置仓,便转输。虑漕舟胶浅,自淮至通州置舍五百六十八,舍置卒,导舟避浅。复缘河堤凿井树木,以便行人。凡所规划画,精密宏远,身理漕河者三十年,举无遗策。”经陈瑄的治理和建设,“漕运直达通州,而海陆运具废”。
陈瑄之后,弘治年间,户部侍郎白昂在高邮湖旁开高邮月河,名“康济河”,南起露筋,北达界首,为的是避高邮新开湖和甓社湖之险。万历十二年,漕抚王延瞻又开宝应月河,称“弘济河”,自宝应南门外抵新镇,用来避汜光湖之险。万历二十八年,总河刘东星又开邵伯月河,用以避邵阳湖及津湖之险。至此,淮南运河完全独立于高邮、宝应等湖群之外,成为一条南北直通的运道。
蓄水疏浚修建坝闸
大运河过长江段的航道是江南、江北运河能否相互通畅的关键。但由于受到长江河口向下推移,运河口淤沙的影响,历代王朝都投入力量进行过浚治。淮扬运河的南口与长江通连主要有三条途径:即仪真运口、瓜洲运口和白塔河运口。长江上一般由西向东的下水船舶从仪真运口转入运河;由南岸横渡北上的船舶常从瓜洲运口入运河,这两处运口开发的历史都教久远,是南北运河过江的重要通道。明代,陈瑄治运时对以上三处运口航道都曾大力疏浚治理过。
仪真运口在晋代就已经开通,明初为解决航道水深问题,在仪真堰埭的旧址上曾筑坝蓄水,并对运口段航道多次疏浚。到成化十一年,为了解决江南粮船在仪真坝等潮和靠人力绞挽的困难,据工部郎中郭升的建议,在运河口修筑了三个闸,“潮来先启临江闸,使船随潮而进,候潮既平乃启二闸放之”。弘治十年又“于江口总港务各建一闸”,以便运粮。明中叶后,为保证仪真通江口不被淤塞,又进行了多次浚治。
瓜洲运口到明初一直是南北运河过江的主要进出口,一度曾取代扬州成为南北交通的主要港口。因长江河道不断向南迁移,瓜洲一带航道时有淤塞,加之运口处又高于长江水位,河水走泄严重,行舟十分困难。到明初,堰闸也损坏无存。洪武三年,为了便于航运,在运口重新修闸坝15座,以节制河水走泄,保持航道水深。
当时运口分为三支,如瓜字形:当中一支有堤坝相隔不通江,东西两支与江相通,分称东港和西港,瓜洲为东西两港合江。永乐元年曾对扬州府江都县瓜洲各坝航道进行过一次全面疏浚;永乐九年,陈瑄又组织人力疏浚扬州瓜洲坝河道,并修建通江减水二闸。
明代仪真、瓜洲江口为控制水量而设置了较多的坝、闸。闸不易管理,坝则有盘坝艰涩之弊,于是从南岸过江的船只为节省劳费,有一部分会从梦渎河过江,直接入北岸白塔河,再转入通扬河。但这条航道浅狭,一遇到枯水季节就不便行船,一直到明中期,时通时废,反复多次。但白塔河航道径直,又可免沿江溯流至瓜洲的江涛险恶和盘坝之苦,所以,宣德四年,有人提议应加紧开辟白塔河航线。
宣德六年,陈瑄组织劳力四万五千余人对白塔河及有关航道进行拓宽浚深。宣德七年,在航道上设置了新开、潘家庄、大桥、江口四座闸。这样,从江南孟渎过江的漕舟可入白塔河到湾头入运河,航道比较经济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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