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尺度下的人与黄淮关系

△图片根据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年出版的《黄河流域地图集》、1：万国家基础地理信息数据以及SRTMDEM90M分辨率原始高程数据等改绘杨霄制图

□韩昭庆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又是很任性的母亲河。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的统计，自夏禹到年的四千余年间，可考的黄河决口泛滥达次，较大的改道26次。黄河下游迁徙的范围北到海河入渤海，南抵淮河入黄海，甚至波及长江。

公元年之前，黄河下游长期驻足河北平原，虽然时有南泛淮北平原的事件，但每次都经人工堵塞北归，最长不超过几十年。年，北宋东京留守杜充为阻止金人南下，以水代兵，在今河南滑县一带决河。由于时值交战时期，双方政府无暇顾及河事，导致发生有史以来黄河下游最重要的一次改道，由此改经淮北平原，与淮河干流汇合，向东流入黄海，入海口纬度南移4度，约公里。此后，固定在今郑州—徐州—淮安一线几百年，直至年在今河南铜瓦厢决口北归，并在人工干预下逐渐形成今日河道。

黄河下游南徙并长期驻足淮北平原和苏北期间，产生多米诺骨牌似的一系列影响，从而控制了淮河流域的湖泊、水系的变迁，其中变化最为显著的是今日洪泽湖的形成、淮河干流的南向改道、沿着淮河支流下游分布的串珠状湖泊群体的诞生，以及南四湖的变迁等。这些影响不仅与黄河下游河道变迁直接相关，也与人工治河密切相关，而人工治河的动力则是为了保证朝廷的经济大动脉运河的畅通。

黄河南流初期主要经行豫北和鲁西南地区，以分流的形式汇入淮河的支流泗水，再由泗入淮。由于金朝、元朝政府缺乏主观治黄的动力，这种状况持续到明朝初年。其中，洪武八年（年）黄河下游到达其南流的最西线，抢占淮河最大支流颍河河床；洪武二十四年（年）再次夺颍，与之一同入淮长达20年。事实上，淮北平原上除了西面的颍河及东面泗水之外，分布于两河之间的涡河、濉河、肥河、汴河等河道皆曾被黄河下游分流挤占，从而形成较为顺直的河流。

黄河多股分流带来的不良影响在永乐以后逐渐受到重视。永乐十八年（年），明政府由南京迁都到北京，连通杭州到北京的南北向大运河遂成为南北漕运最重要的交通线，维持交通畅通对于朝廷的运转至关重要，黄河分流在鲁西南地区的横冲直撞无疑时时会影响运河的运行。于是弘治三年（年），白昂在今原阳县到兰考县之间筑金堤，挽河南流；嘉靖四十五年（年），朱衡在其南面修筑了一条至徐州的南堤，进一步控制黄河的分流，明朝治黄的思路也由早期的分流向独流发展。万历六年（年），潘季驯进一步完善黄河下游两岸的堤防系统，并把黄淮交汇处的洪泽湖当作关键，提出一套“束水攻沙”的理论，即把来自淮河的清水收纳至洪泽湖，再利用湖中清水冲刷黄河下游堆积的泥沙，由此保证黄河下游流水的畅通，减少决溢的发生。

洪泽湖区的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原系淮河干流旁的积水洼地。为防止淮河泛水，湖区自汉代就建有高家堰。潘季驯为了增加湖区水量，在此基础上延长、加高高家堰。随着黄河下游入海河床的不断淤高，为了清水顺利冲沙，只能不断增加高家堰的高度和长度，湖区的水位也随之增加。随着湖区水位的升高，逐渐浸润到位于湖区西岸的明祖陵，这种治理思路受到时人的诟病，所以直到明朝灭亡，治河官员仍未就治理黄河的方式达成一致。

清朝没有祖陵的问题，河官自始至终沿着潘季驯采用的独流、束水攻沙的治河方略，不仅继续增筑高加堰，还把洪泽湖东部堤坝的建设当作重中之重，最终洪泽湖形成了今日的规模。

随着洪泽湖水位抬高，沿着淮河中游一线的支流，因受抬高水位的壅阻，无法如以前一样顺畅注入淮河，遂沿着支流入口处低洼地区形成一系列串珠似的湖泊群。而洪泽湖以下的淮河干流因入海口被黄河泥沙淤高，一改原来由东向西独流入海的自然状态，被迫寻洪泽湖东南的三河，以由西向东再折向南的方向，经高宝诸湖地区，在扬州入江，从而变成长江的一条支流，直至今日。改变流向的淮河下游干流在入江的过程中，又进一步控制了高宝诸湖的发展，且对入江口的河床地貌也产生影响。

位于鲁西南运河边上的南四湖，其形成也与黄河下游的迁徙有关。比如为避免黄河泛水泥沙的影响，明代嘉靖年间开夏镇新河，将运河移到南四湖中最早形成的昭阳湖的东面，把昭阳湖用作减洪滞沙的环境，而位于运河东岸的独山湖应运而生，成为水柜；随着清代运河治理策略的改变，位于下游的微山湖地位日趋重要，并演变成今日的状况。

根据地质研究的分析，在人类足迹很轻的晚更新世，黄河下游曾经涉足淮河下游，与之一道流入黄海，之后北归，所以始于年的黄河长期夺淮，不过是沿袭其早期在淮北平原上的造陆运动。然而，随着淮北平原上人类足迹的增多，黄河下游自由迁徙的自然属性必然会对人类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生活于斯的人民在大约五千年前就已经开始思考各种治河的理论和方法，主要包括堵和疏。人们尽管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在黄河沿岸修筑堤防抵御洪水，但对于堵和疏的意见一直不一。明代治河也经历了堵和疏的争论，到万历年间逐渐形成潘季驯的“束水攻沙”理论，且成效显著。清代摒弃疏的方法，继承并发展了堵塞及筑堤的理论和方法，虽在一定时间内取得了成功，但没能解决好黄河下游不断淤高的问题，黄河下游年自决于铜瓦厢，改道北流，从而结束了黄淮合流的历史。

民国时期，随着西方治河理论的引入，国民政府开始了解到需要从整个流域的角度来解决黄河的问题。但由于政府软弱、政局不稳、缺乏资金等因素，黄河治理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直到年新中国成立后，全流域治理黄河才成为现实，实现了年人民治黄以来七十余年未决口，这在黄河史上鲜有先例。

来源：《中国水利报》2月27日三版

作者：韩昭庆

责任编辑：邓婉颖